明治維新教育(明治學院大學qs世界排名)
研究日本史，就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日本人不僅有著較為悠久的外語學習史，對于外語教育也有著一定的重視。其中，江戶時代“蘭學”的興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杉田玄白所著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1774）
所謂蘭學，興起于18世紀后期，泛指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可以直譯為“荷蘭學術”，也可以泛指 “西洋學術”。
一開始，蘭學僅局限在荷蘭語的學習方面，后來逐漸演變為對荷文書籍的系統性翻譯和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蘭學的研究對象有了更深層次的延展：
- 荷蘭語的翻譯、普及和語言學的研究
- 醫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學科
- 測量術、炮術、制鐵等技術
- 西洋史、世界人文與地理等人文科學學科
數據顯示，在1774—1852年間，日本翻譯外文書者147人，譯著500多種。有學者認為，因為蘭學發展，“日本沒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大大落后，并培養了批判封建意識的萌芽”。
大槻玄澤著《蘭學楷梯》
“遺憾”的是，蘭學的發展，根本不足以抵御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黑船事件”的爆發，讓日本迎來了“百年未見之大變局”。
那么問題來了，處于大變革時代的日本人，是否一如既往地重視外語學習？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菲頓號事件”與“英語學習潮”的萌芽
進入19世紀，幕府日本外語學習的重點，已經出現了“從荷蘭語到英語”的轉變傾向。至于轉變的契機，無疑與日本史上著名的“菲頓號事件”息息相關。
1808年8月15日，隸屬于英屬東印度公司并懸掛著荷蘭國旗的護衛艦“菲頓號”，突然出現在了長崎港外。在日本方面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英國人扣留了前來例行查驗和交涉任務的兩名荷蘭商館館員。
更“令人發指”的是，“菲頓號”在離開之前，以“放還扣留人員”為由，要求日方提供補給。在所有要求均得到滿足后，他們才釋放了最后一名商館館員,，并于17日中午揚長而去。當天夜里，以長崎奉行松平康英為首的多位官員引咎自殺。
英國東印度公司
也就在這一時期，日本人開始覺察到，荷蘭在歐洲諸國中已經日漸沒落，英國已經有了“后來者居上”的架勢。
1809年，德川幕府下達了“向荷蘭人學習英語”的命令。1811年，由長崎翻譯本木正榮等人編寫的《諳厄利亞興學小筌》正式出版。1814年，日本第一本英日詞典《諳厄利亞語林大成》出版。與此同時，日本各地私塾開始講授英文。
幕末日本
2）“黑船事件”與英語學習的逐漸升溫
1853年，“黑船事件”爆發。次年3月，兩國在橫濱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坦誠說，這份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不僅叩開了日本封閉已久的國門，更進一步激起了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各階層“學習英語”的欲望。
《日美親善條約》簽訂現場
1856年，幕府將官方開辦的“洋學所”更名為“蕃書調所”，并于次年1月起招收學生。基于西方軍事科學的研究和引進，課程以炮術、筑城術、造船術、兵學、測量術、航海術等的翻譯和語言教學為重點。
1860年以后，增設了精煉學（化學）、物產學、數學等專業。在語言教學上，除了荷蘭語外，還增設了英、法、德語。1862年，“藩書調所”更名為“洋學調所”。1863年，參考“開物成務”一詞，再更名為“開成所”。
“開成所”除設立荷、英、法、德、意、俄等語言學科外，還增設了天文學、地理學、究理學（物理）、數學、物產學、精煉學、器械學、畫學（西洋畫法和制圖）、活字術（活版印刷）等學科。進入1865年以后，先后增設了西洋哲學、法律、政治、經濟等人文學科。可以說，開成所已經成為了幕末日本西洋文化的最高綜合研究所。
近代日本武士形象
3）投身英語教育事業的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不少知名的學者們也紛紛投入進了英語教育事業之中。比如1868年4月，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在自己創辦的“慶應學塾”中，開設英語學習班，并親自在班上進行授課。
值得注意的是，慶應學塾使用的課本，很多都是福澤諭吉從美國購買的“原版教材”。除了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學科的書目之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學科的書籍。坦誠說，這種“待遇”是其他日本學塾望塵莫及的（拓展閱讀：）
一言概之，早在明治維新開啟之前，“重視西學”已經成為了日本各界的廣泛共識。可以預見，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不會有人反對官方將要推行的“加強外語學習”的相關政策。
老板日元上的福澤諭吉
1868年，日本迎來了明治維新。1871年，明治政府設立文部省（相當于“教育部”）。次年，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至此，日本教育開啟了“現代化進程”。
在“文明開化”口號的激勵下，被視為“西方學習先進科技知識基礎”的英語，取得了國家“第一外語”的地位。
1）洋學堂里的英語課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寺子屋，即寺院開設的私塾，逐漸被以箕作秋坪開辦的三叉學社、近藤真琴開辦的攻玉塾、西周創辦的育英社等為代表的新式洋學堂所取代。
洋學堂的授課內容，主要分為外語和西方科學兩大模塊。其中，外語涵蓋了英語、法語、荷蘭語、德語等科目，西方科學涵蓋了醫學、兵學、天文、測量、數學、造船學、器械、博物學等科目。
坦誠說，洋學堂的開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日本青少年的英語學習，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條件。但現實情況是，大部分年輕人并不具備前往洋學堂學習的物質條件。
日本開國后，抵達橫濱的各國商船
2）“義務教育”階段的英語教育
實際上，日本青少年英語水平的提升，與明治政府頒布的《學制》，有著直接關系。為了保證“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這一目標的盡快實現，《學制》推行了帶有一定強制性質的“義務教育”方針。
展開來說，日本的小學分上下兩等，各為三年，合計六年。其中，絕大多數“上等小學”（類似于高年級）均開設了英語課。因此，全國大多數10歲—12歲左右的青少年，都有學習英語的機會。實際上，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一些“下等小學”（低年級）內，已經“提前”開設了英語課程。
另外，不少新式中學的數學、物理、化學、世界地理、世界歷史和等課程的教材，使用的都是來自英美兩國的英文原版教科書。一言概之，英語教育成為了日本社會文明開化的象征，在中小學的教育體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世紀末的日本議會
1886年，日本頒布《帝國大學令》。其中，身為第一所帝國大學的東京帝國大學（即東京大學的前身），一躍成為了全國最大的高級人才培養基地和學術中心。
1）大學階段的英語教育
1873年，明治政府決定在東京帝國大學內推行“英語標準”的教育政策，即“將英語設定為教學用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英日雙語教學的授課方式，成為了東大較為獨特的一景。
除此之外，為了盡快實現“文明開化”，日本不僅積極聘請來自美英等國的外籍教師前來執教，還派遣了大批優秀學生前往歐美等國留學進修。
數據顯示，在1868—1871年間，日本合計派往外國的留學生多達281人，其中赴英留學107人，赴美留學98人。
今天的東京大學
2）明治維新末期的英語教育
1890年，伴隨著《教育敕語》的頒布，“國家主義教育制度”得以正式建立。在《教育敕語》中，政府號召國民“掌握英語，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進而消除后進性，使日本盡快與西方國家對等”。對此，時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禮認為，“為了趕上西方的步伐，日本英語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開啟民智”。
在今天看來，這樣的教學目標，成為了日本高中升學考試的“指揮棒”。當時的英語目，主要以翻譯句型和閱讀英美文學作品為主，旨在測試學生的英語翻譯和閱讀技能。鑒于高中入學存在的激烈競爭，年輕一代學習英語的熱情一直水漲船高。
伴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相繼勝利，日本已然實現了“脫亞入歐”，成為了世界強國之一。可即便如此，英語教學的熱情依然有增無減。數據顯示，初中有7小時左右的英語課；高中和大學的入學考試中，英語依然有著較高的權重。
日本“舊帝國大學”的強勢表現
由于國土狹小，資源有限，日本的發展不可能僅局限在本土。因此，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比較重視外部世界的溝通與聯系。因此，外語教育也一直是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說，正是基于這樣的人文和地理背景，使得日本在19世紀初期，就與西方文化和思想有了較深的接觸。明治維新時期，即便日本沒有頒布明確的外語教育政策，但依靠一些維新領袖的戰略家眼光，日本的英語教育有了跨越式發展。
明治維新，讓日本在短時間內迅速起飛
但需要說明的是，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動英語教育的同時，一直努力維護著本民族的民族身份認同。展開來說，維新領袖們認為，英語教育的本質，首先是方便吸收西方文化，其次是快速走向文明開化的更高層次。簡言之，英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能讓日本盡快發展到與歐美同等水平。
倡導英語教育，固然有著對本民族落后的不自信投射，但更多體現的，是發展本民族的決心和對本民族主權的堅持。由此可見，日本是一個注重保護傳統，民族認同清晰的國家。實際上，頒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語》，實際上就是“（儒學）復古派”“戰勝”“文明開化派”的斗爭產物（拓展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