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總理府舉辦了一場七國集團會議，與會來賓為空前強大的女性領(lǐng)袖陣容。其中有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通用汽車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瑪麗-巴拉、挪威首相埃爾娜-索爾伯格、丹麥前首相托寧-施密特、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利比里亞總統(tǒng)埃倫-瑟利夫和約旦拉尼婭王后。

在一張可坐二十幾人的會議桌旁，坐在默克爾正對面的是微軟經(jīng)理出身的慈善家梅琳達-蓋茨(Melinda Gates)。默克爾向客人致謝，聽取有關(guān)婦女政治參與、健康和經(jīng)濟權(quán)利的報告后將演講席交給了來賓。梅琳達-蓋茨首先發(fā)言，作了四分鐘言簡意賅的激昂演講。“如果讓女性擔任領(lǐng)導角色，我們就會有所作為，”梅琳達說，“我們要發(fā)出呼吁，還要大力投資于婦女和女童事業(yè)。”

會議室在座的都是世界級女性領(lǐng)袖，但梅琳達憑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以上這些。總理有議會，CEO有董事會，梅琳達則有413億美元的慈善基金。只要她認為合適，她可以和身為世界首富的丈夫比爾任意安排這些資金。

這是她個人的一場轉(zhuǎn)變。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成立十五年，為根除小兒麻痹癥、瘧疾和教育試驗部署了巨額款項。但近幾年來梅琳達才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這家規(guī)模空前的慈善基金會有一半以她的名字命名。她也開始接受隨之而來的影響力，她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專注婦女和女童事業(yè)的最有權(quán)勢人物。

“我一直在尋找為這些問題奔走呼號的熱心人士，”梅琳達說。51歲的梅琳達有著那種腳踏實地的技術(shù)官僚氣質(zhì)：外出不帶助理，有的只是大量數(shù)據(jù)和堅定決心。“我知道這個職位必須由女性擔任。我們會在基金會內(nèi)部討論，‘能不能爭取到誰誰誰？’我考慮過其他女性領(lǐng)袖，但找不到我認為能為全球女性發(fā)聲的人。于是我想，如果我就是那個人，那我就義不容辭。我必須要勇往直前，不能畏首畏尾。”

在全球最貧困人口中女性占60%，全球文盲2/3是女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發(fā)展中世界“女性死亡率過高”，即每年約有390萬婦女和女童“消失”，其中約2/5死于母腹，1/6死于幼兒期，超過1/3在生育年齡前夭折。

“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是什么？”梅琳達自問，“其實就是消滅全球貧困。我們知道，做到這點必須把婦女和女童放在核心位置。”貧困和性別歧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梅琳達投入數(shù)十億美元，希望通過解決歷來被忽視的性別歧視而消滅貧困。

梅琳達全名梅琳達-法蘭奇-蓋茨(Melinda French Gates)，在達拉斯出生和長大，父親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同時幫忙維持家里的一點租房生意。“他們確實就想靠房租供我們兄弟姊妹上大學，我們心里也都明白，”梅琳達說。每到周末，他們都要清掃、整修出租房，并在家里的Apple III電腦上記賬。

梅琳達畢業(yè)于天主教女子中學，用五年時間獲得了杜克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和經(jīng)濟學學士學位，外加一個MBA學位。為了早點進入職場，梅琳達特意把這個過程縮短了一年。“她一直都知道她想要什么，”姐姐蘇珊-法蘭奇(Susan French)說，“她就是有這種自信。一旦認定下一個項目、下一個目標，她就會全力以赴。”

1987年的“下一個”項目就是擔任微軟產(chǎn)品經(jīng)理。后來的事情眾所周知——微軟創(chuàng)始人比爾-蓋茨在公司停車場里邀請她約會。“上大學時我周圍都是很多聰明的男生，因為當時女生非常少，”她談到比爾最初吸引她的地方。“比爾跟我在大學時結(jié)識的人一樣。我很佩服他們，他們也佩服我。他聰明的頭腦肯定是吸引我的地方，但除此之外還有他的好奇心。他有很強的幽默感。我喜歡他那風趣的一面。”

兩人相戀七年，然后于1994年在夏威夷結(jié)婚。1996年，梅琳達升任微軟一名總經(jīng)理時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珍妮弗(Jennifer)，她選擇當全職太太。“這完全是她的決定，”比爾-蓋茨說，“我有點驚訝，但對她來說是有意義的。然后老二、老三又出世了。”

時光荏苒，珍妮弗已經(jīng)19歲了，在斯坦福讀大二；羅里(Rory)已經(jīng)16歲，菲比(Pheobe)也13歲了，對媽媽的依賴越來越少。跟很多盯著空巢無所適從的媽媽一樣，梅琳達內(nèi)心經(jīng)歷了一段激烈的斗爭。下一步該怎么辦？

于是她開始越來越深入蓋茨基金會的工作。該基金會主要關(guān)注全球健康和發(fā)展，在徹底消滅小兒麻痹癥、瘧疾和艾滋病，以及推廣疫苗和衛(wèi)生工作方面取得了驚人進步。但應該指出，“在倡導女性健康方面，該基金會并非先行者，”《沒有免費的禮物：蓋茨基金會和慈善事業(yè)的代價》一書作者林賽-麥戈伊(Linsey McGoey)寫道。

梅琳達逐漸不再那么關(guān)注特定慈善領(lǐng)域了，而是關(guān)注如何處理基金會已有的橫向覆蓋面。具體而言，就是給這些涉及全世界最無力婦女和女童的項目提供資金。其中當然有惻隱之心的成分，但梅琳達講究投資回報率。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為向發(fā)展中國家婦女提供小額貸款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認識到女性更有可能有效管理錢財并將其用于家庭。比爾-蓋茨通過免疫方面的工作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梅琳達也意識到母親比父親更可能帶孩子去接種疫苗。

“剛進基金會的時候，我覺得婦女問題都是‘軟問題’，而我不希望人們覺得我軟弱，”梅琳達說，“事實上恰好相反，婦女問題都是些棘手的問題。想解決暴力和童婚？那才叫難。”梅琳達首次公開露面是在柏林。雖然她早已開始在基金會工作，但多年來她一直保護著自己的隱私。但最終她承認，倡導一項事業(yè)就意味著拋頭露面。“我教導女兒們要在這個世界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顯然我得作出榜樣。”于是三年前她來到德國，在TedX大會上作了以計劃生育和和避孕措施普及為主題的演講。三個月后，原來每年7000萬美元的認捐額度就翻了一番，而她又宣布追加1.2億美元。

歡迎來到聚光燈下，梅琳達。教皇本篤十六世治下的梵蒂岡官方報紙發(fā)表題為《計劃生育和造謠：慈善事業(yè)的風險》(Birth Control and Disinformation: The Risks of Philanthropy)的頭條文章，指責她散布謠言。對于一名自稱每天都會祈禱或冥想的天主教徒，這樣的指責未免苛刻。“這是一個很難以啟齒的話題，”梅琳達說，“談論性、生殖和工具……但這是我們在基金會內(nèi)部所談論的東西。”

梅琳達學到了兩條寶貴的經(jīng)驗教訓。一是憑借堅定的信念和雄厚的財力，只要她開口，世界就會聽。“在為計劃生育奔走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在全球舞臺調(diào)遣資源，我就想，‘還有其他的女性問題需要我去解決。’”二是她能承受打擊。

“他們說蓋茨太太真是大錯特錯了，她一定是被那些想賣生殖健康工具賺錢的人給騙了，”比爾-蓋茨說道。他把報紙當禮物送給了她，梅琳達就把報紙裱起來，放在西雅圖的基金會總部辦公室里。“我之所以送她一份，是因為她決定仗義執(zhí)言。這是一個情況復雜的領(lǐng)域，但她選擇了承擔。”

關(guān)注該基金會的人都不會認為梅琳達是僅次于比爾的二號人物。“任何熟悉的人都清楚她發(fā)揮著主導作用，”業(yè)內(nèi)監(jiān)管機構(gòu)全美慈善響應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亞倫-多爾夫曼(Aaron Dorfman)說。

“最開始我們當然不是平起平坐的，”梅琳達說，“他是微軟CEO，我比他低好幾級。我們只有做出改變才能真正平等。這不是一躇而就的事，但我們都為之努力。行不通的時候，我們就私下溝通。但我認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

“我們會互相交流會議和問題。對于什么時候單獨做決定、什么時候一起商量，我們已經(jīng)十分熟練。有些決定之所以需要商量并不總是因為錢的問題，更多地是考慮到‘對方會不會像我一樣關(guān)心這個決定’”

“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搭檔，”比爾-蓋茨說，“創(chuàng)辦微軟之初是保羅-艾倫(Paul Allen)，他幫忙出點子和早期事務。后來是我上大學時就認識的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他加入微軟，把公司運營得超級成功。現(xiàn)在則是和梅琳達一起管理基金會。”

她和丈夫擁有同樣的頭銜：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兼聯(lián)席主席。(另一位聯(lián)席主席為比爾父親；源源不斷注入財富的沃倫-巴菲特則充當聯(lián)合受托人。)“她和比爾是最終的決策者，”去年擔任基金會CEO的德斯蒙德-赫爾曼(Susan Desmond-Hellmann)說，“從年度預算和戰(zhàn)略開始的審批過程他倆作為平等合伙人參與其中。”

梅琳達在計劃生育方面的舉措很快就延伸到孕婦特別是孕產(chǎn)婦和胎兒的健康。一旦涉足計劃生育，自然就會延伸到嬰兒健康，繼而致力于擴大女童教育機會。然后這些年輕女性畢業(yè)后又該做什么呢？據(jù)梅琳達了解，發(fā)展中國家大多數(shù)年輕女性都不會得到有報酬工作。于是她為眾多項目開了綠燈，鼓勵小農(nóng)耕作、移動銀行等微型創(chuàng)業(yè)。

結(jié)果便形成“從搖籃到母親”型婦女和女童組合倡議。基金會并沒有透露這方面的分項投入金額，主要因為這跟去年39億美元的支出密不可分。它還會衡量每個項目對婦女和女童的具體用處。

例如，該基金會支持肯尼亞一家太陽能燈具生產(chǎn)商M-KOPA。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與性別無關(guān)的項目——為不通電地區(qū)的家庭供電，讓他們不再使用費錢又危險的煤油燈。但它對女童的幫助卻尤其之大，因為在做完一天的家務后，她們常要在晚上做功課。 另一個合作伙伴GSMA則向沒有銀行賬戶的人普及移動錢包賬戶。同樣這對女性的意義更大。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顯示，發(fā)展中國家女性只有58%有銀行賬戶，男性的比例則為65%，很多人被有意排除在正規(guī)金融體系之外。

“去印度、孟加拉國之類的地方實地考察時，那里的婦女所說的話你有點不想聽，”她說，“但如果你真正坐下來咀嚼一番，過一會兒你就會發(fā)現(xiàn)，‘天吶，她們說得對’。而這群婦女讓我意識到，我在發(fā)展中國家目睹的所有其它問題全都需要解決。它們都是同一問題的組成部分。”

蓋茨基金會也熱衷于資助這方面的試點項目：成功了就進一步投入；失敗了就當交學費。梅根-穆庫里亞(Megan White Mukuri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創(chuàng)辦了肯尼亞專做衛(wèi)生護墊的ZanaAfrica Group公司。在許多低收入國家，女童例假期間會請假甚至輟學，非洲這一比例高達1/10.

ZanaAfrica的撥款時間表恰好契合基金會側(cè)重女性問題的發(fā)展曲線。2011年該組織獲得10萬美元的測試階段款項，用于開發(fā)竹子、黃麻等本地材料制成的衛(wèi)生護墊；第二階段穆庫里亞想檢驗銷售策略和健康教育方式，但她的提議被否決。兩個月后 “否決”變成“也許可以”，又過了三個月，“也許可以”變成了真金白銀的100萬美元。上個月，ZanaAfrica收到了260萬美元的贈款。

“蓋茨基金會最初不能資助規(guī)模化生產(chǎn)，是因為衛(wèi)生護墊不屬于他們衛(wèi)生事業(yè)的既定任務，”穆庫里亞說。“但他們互相示意，‘這個我們必須做。’他們不做，那就沒有人做了。”

通過“將婦女和女童置于發(fā)展的重心”(Putting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這樣一個名字拗口的計劃，明年還會有更多此類項目撥款。大約20個針對女性的入選項目將收到超過20億美元的贈款。這對梅琳達來說只是小錢，但預示著她正在向新一批慈善團體開放，這些團體將婦女和女童福祉作為主要目標而不是有益的副產(chǎn)品。她希望形成一個信息交流中心，服務于在這方面尋求幫助的人，而這正是其中的第一步。

“每個人都在試圖預知哪些會受支持哪些不受支持，”多爾夫曼說，“許多團體會相應地調(diào)整自己的工作計劃。”這符合蓋茨基金會一直所受的批評——權(quán)力過大、閉門決策太多。“無論蓋茨夫婦是否喜歡這樣，”麥戈伊說，“有一種看法是，應該慶幸管理層施加了強有力的方向性影響，而不應該看作潛在的問題根源。”

“據(jù)我的經(jīng)驗，梅琳達喜歡聽取他人的觀點，”德斯蒙德-赫爾曼說，“基金會里有人整個職業(yè)生涯都從事于某個技術(shù)領(lǐng)域，比如有人一輩子都與結(jié)核病打交道。”當被問及是否有人會對梅琳達說“不”時，她笑著說，“會有人說，‘同意……那是不可能的。’這比直接說‘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老實說，我們對全世界人民負有責任，”梅琳達補充道，“我希望我們有生之年有人回首往事時會說‘梅琳達和比爾是為了窮人而去改變世界，難道不是嗎？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更多的孩子活了下來？是不是感染瘧疾的人數(shù)減少？是不是更多的婦女得以避孕？’我們正是對這些人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