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行政式的考核任務，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急切期待。當兩者還未能達致統一時，恰恰說明的是當下的“提速降費”還未真正邁入市場的邏輯。

一方面是行政式的考核任務，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急切期待。當兩者還未能達致統一時，恰恰說明的是當下的“提速降費”還未真正邁入市場的邏輯。

工信部稱已完成提速降費年度目標。截至10月底，我國固定寬帶和移動流量平均資費水平下降幅度已超過50%、39%，完成提速降費年度目標；預計全年4G用戶突破3.8億，I.TV用戶超4500萬；今年工信部配合相關部門處置違法違規網站4378家，競爭秩序進一步規范。(12月24日新華網)

又至年終總結之時，每個部門都需要交上自己這一年來的答卷。今年對于工信部門和幾大運營商而言，最重要的任務或許就莫過于網絡的“提速降費”了。因而，提前完成這一目標，當然值得稱許，但從輿論的反饋來看，公眾似乎并不滿意。那么，為何運營商眼中的“重要成績”，在消費者那里卻是無感的？

消費者的繼續“差評”或許與對改革“一步到位”的高期許有關，從而影響了對既有成績的客觀評價。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當下運營商所作出的“成績”，除了在年底公布一個目標數字，公眾對之的感受仍是干癟的。而關于運營商的成本問題，關于對消費者意見的反饋，都仍處于一種高度模糊的狀態。在解釋“提速減費”上，運營商多以成本為由來進行自我辯護，但成本到底是多少，還有無消化的空間，都成了無解之問。這樣一種信息的高度不對稱局面下，對于“提速降費”成績的評判，消費者與運營商給出判若云泥的答案，就不令人意外了。

當然，從“提速降費”的具體路徑來看，囿于成本、基礎設施、利潤考核等多種客觀原因的影響，僅僅指望運營商的努力來換取一個令消費者滿意的網速、收費標準，無疑是不切實際的。這是我們在看待“提速降費”問題上所必須直面的問題。甚至包括電信領域市場化這一關鍵問題，也只能有賴更高管理部門在更高層面的布局……就此而言，“提速降費”的復雜程度和綜合條件，不應該被忽視。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目前運營商在已有條件下就做到了最好。

而當前對于“提速降費”的成績，消費者與運營商們各執一端，恰恰就反映的是市場意識的問題。必須承認，以某個目標任務的完成來作為年度的成績，仍舊是一種行政考核與行政思維下的產物，它離消費者所期待的電信領域市場化改革，在理念上恰恰多有背離。對消費者而言，最重要的只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更快的網速，更低的費用”所代表的服務質量。事實上，在運營商的角度，提前完成任務的年度成績，或許本身就與消費者無關，而只關系到主管部門下達的考核目標。

一方面是行政式的考核任務，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急切期待。當兩者還未能達致統一時，恰恰說明的是當下的“提速降費”還未真正邁入市場的邏輯。要知道，數字式的考核任務或許好完成，而最難完成的“改革任務”，還是消費者的口碑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