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革新，通信詐騙犯罪案件也不斷“升級”，呈現高發甚至于爆發態勢。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革新，通信詐騙犯罪案件也不斷“升級”，呈現高發甚至于爆發態勢。為更好地保護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日前，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國人民銀行等23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各地響應國家的號召，紛紛開展打擊通信詐騙的行動：深圳今年發生近200個170號段涉及詐騙案件號碼，這些號碼分別屬于虛商愛施德和天音通信，警方近日約談上述企業進行整改；無獨偶有，北京警方即日起在全市組織開展為期5個月的打擊防范通信詐騙犯罪專項行動；此外，長沙市近日在開展專項行動中，一舉打掉了跨省特大通信詐騙犯罪團伙，刑拘27人涉案數百萬。打擊通信詐騙犯罪已刻不容緩。

態勢愈發嚴峻，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作為互聯網生活中的一顆“毒瘤”，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案件已經成為嚴重危害群眾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的侵財犯罪之一，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

據360互聯網安全中心獲取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用戶通過360手機衛士標記各類騷擾電話號碼約7320萬個，平均每天被用戶新標記的各類騷擾電話號碼約79.6萬個。

另外，據騰訊移動安全實驗室分析，網絡的黑色產業鏈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手機木馬短信已成為最新的詐騙方式。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手機支付木馬病毒新增29762個，感染用戶總數達到1145.5萬，最高峰6月平均每天6.8萬名用戶中毒。目前，利用手機木馬的不法分子已經形成由買賣個人信息、制作植入木馬病毒、盜刷、線下轉移資金等組成的、職業化明顯的作案團伙。

高回報率誘發鋌而走險，破案難度大

通信詐騙問題受到社會高度關注，老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在公安網警、網絡安全監管部門的高壓整治下，關于通信詐騙的犯罪案件屢禁不止，依然呈現高發態勢。造成如此局面，究其緣由，有以下幾點成因：

一是低成本、高回報。通常此類犯罪案件只需幾張手機卡、一個短信群發器和幾張銀行卡，成本僅為幾百元，而詐騙所得贓款少則數千多則上百萬，如此高收益的回報誘使犯罪分子不斷鋌而走險，犯罪人數也逐年增加。

二是個人信息泄露為犯罪帶來可乘之機。在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很多，除了黑客盜取之外，從許多第三方軟件、機票銷售網站等都可以拿到。還有一部分是用戶自己主動或被動泄露，比如微信上一些優惠贈送，吸引用戶主動填入了相關個人信息。同時，個人信息買賣市場也十分猖獗，據了解，一條個人信息只需0.3到1元即可在“黑市”上購得。

三是侵害的群體具有廣泛性、非特定性。犯罪分子將獲取的個人信息加以利用，抓住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通過網絡撥號器等手段，在短時間內通過網絡、電話、手機短信等多種渠道地毯式地隨機發布一些假信息，波及面非常廣，受害者涉及社會各階層，無特定對象。部分群眾因缺乏辨別常識和防范意識，往往被迷惑或因高度緊張而被騙去錢財。

四是跨區域作案，偵破難度較大。由于此類案件是通過手機和互聯網進行詐騙，大多數犯罪團伙都在外省市或者境外，加之一些違法犯罪嫌疑人可以隨意在銀行開卡，異地、跨行隨意取款等不利因素，均給公安機關偵查破案帶來了難度。據了解，此類案件破案率低到僅有3%，打擊效果不佳，致使犯罪活動更加猖獗。

通信詐騙亟待解決，多方攜手共同防范

頻發的通信詐騙案件，從表面上看，反映出的是運營商和金融機構在安全防范方面存在漏洞，安全技術有待改進和完善。但實際上，從網絡技術發展到現階段，目前在技術上還沒有完全解決不了的問題。而電信詐騙案件屬于高科技犯罪，涉及各方面多環節，要有效遏制此類犯罪行為，并不單單是一個或幾個企業就能完全解決的，必須上下聯動，各負其責，協同作戰，甚至要上升到國家層面進行全面整治，形成強大合力。

首先，作為防范通信詐騙的主體部門，運營商和銀行這兩個部門應當承擔起首責。在技術上，要加強風險預警和攔截能力，對垃圾短信、詐騙電話以及手機木馬病毒進行攔截，對風險支付進行控制。同時，要嚴格掌控住電話詐騙渠道和獲得贓款渠道這兩個關鍵環節，落實發卡實名制，從源頭上堵住犯罪漏洞，最大限度地擠壓違法犯罪空間。

其次，監管部門要為構建安全的網絡體系保駕護航。一方面要加緊從法律層面解決證據認定難和“非法獲取”界定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加強打擊力度，嚴懲違法犯罪分子，責成銀行部門和運營商等強化源頭治理，保護個人信息免遭泄露。

再次，亟需多方共同參與，共建安全生態鏈。要強化宣傳，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各種形式對公眾進行積極、有效的宣傳和引導，培養公眾對打擊通信詐騙犯罪的社會認同感，讓全社會共同參與到打擊通信詐騙的行動中。同時，各相關行業，尤其是互聯網技術公司，要主動承擔起打擊通信詐騙犯罪的社會責任，聯合成立打擊通信詐騙的社會組織，發揮各企業優勢，互通有無，共建跨平臺、跨行業的聯動打擊機制，形成全網絡安全保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