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紀錄片央視熱播 觸發網民高考集體回憶
①距離高考還有一天，甘肅會寧縣第一中學的學生手系紅色希望絲帶為高考加油。
②實習即將結束時，劉艷霞被告知無法留用，開始尋找新工作的她陷入了迷茫。
③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畢業典禮上，中國留學生將面臨畢業后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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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場影響億萬中國學生命運的考試，承載無數家庭和學子的逆襲夢想。
8月3日至8日，六集紀錄片《高考》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迅速觸發了人們關于高考的集體記憶，由高考開始卻不止于高考，一場關于教育與現實的討論在網絡空間不斷發酵。
而《高考》也成為電視熒屏對社會現實類紀錄片的一種堅持與嘗試。用沒有解說詞的和緩敘事，在浮躁喧囂的電視生態中尋找生存的空間，釋放思考的力量。
共鳴：觸發高考的集體回憶
“理想在奮斗與激情中前進，人生在選擇與困惑中成長，在歡笑中閃耀、在淚水中浮現的，是關于教育和現實的思考。”央視在推介中如是描述紀錄片《高考》。
六集社會現實類紀錄片《高考》截取深具代表性的社會橫斷面，運用不同的視角進行了廣泛記錄，較為完整地呈現了2014年的高考記憶，并迅速觸發人們關于高考的集體回憶，以及對中國教育進行重新審視。
“不管是激情教育還是填鴨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學校機器里壓制，最后做出一個個‘流水線成品’，總之還是應試教育。北大附中泉源班這樣的教育改革，似乎讓人看到一絲希望。但最終會給孩子怎樣的教育，出國?填鴨?素質?很難抉擇。”網友“收藏今天”看完紀錄片后，在微博里寫下了自己的思考。
網友們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意見表達，讓有關“高考”的討論在網絡空間不斷發酵，這部紀錄片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8.9分。
事實上，此前的很多紀錄片導演都曾將鏡頭對準高考，《高三》、《中國門》便是其中知名度較高的作品。
“對于現實類紀錄片而言，好的選題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龐大的冰體作支撐。”紀錄片《高考》的總導演、央視紀錄頻道副總監史巖解釋說，作為家長，自己能夠深刻體會到人們對于子女教育問題的關注，而教育問題聚焦到一個點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聞性與話題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經歷和體驗，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廣泛共鳴”，史巖表示，這次用較大規模和篇幅記錄高考，也是想對其中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集中呈現。
史巖告訴記者，紀錄片《高考》的播出可以看做是央視紀錄頻道的一種嘗試。他指出，在當下的電視熒屏，敘事宏大、畫面精美、解說大氣的媒體紀錄片已經不乏精品，但是貼近基層生活、普通民眾的現實類紀錄片卻相對弱勢，而這種類型對于紀錄片發展其實非常重要，“所以想要嘗試看看真正現實題材的紀錄片播出會有什么樣的效果”。
聚焦：群體處境與個體抉擇
安徽毛坦廠中學，被稱為“亞洲最大的高考工廠”，每年有上萬學生參加高考，三分之二是復讀生，這里成為學生和家長最后的希望;
回鄉參加高考還是留在從小生活的城市?上海久牽公益機構的孩子們在困惑中尋找人生的可能性，而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隨遷農民工子女必須面臨的抉擇;
甘肅會寧，中國教育名縣、國家級貧困縣，在這里，高考成為學生們走出大山，擺脫貧困，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留學大潮洶涌澎湃，很多學生選擇放棄高考轉戰“洋高考”，然而從準備留學考試到真正走出國門，一個學生和家庭付出的精力并不亞于參加一場高考;
什么樣的教育是好的教育?一位曾執掌衡水中學12年的校長，一位在北大附中掀起銳意改革的校長，一位帶領學生游學從不考試的實驗者，面對高考，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詮釋各自的教育理念。
紀錄片《高考》用六集的長度跨越不同的社會階層，輾轉不同的地理坐標，充分展示了高考故事樣本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而在紀實影像中，特定群體的處境與個體抉擇的差異讓人生的多種可能性顯得意味深長。
其中，紀錄片的第三集《久牽的孩子們》就將隨遷農民工子女作為故事的主角。中國有超過2.7億農民工，隨遷子女上千萬。在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每10個兒童中有4個是流動兒童，由于種種原因，他們難以在所在城市參加高考。
十年前，武子璇、劉艷霞和林蘭蘭跟隨父母來到上海，她們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并成為久牽公益機構合唱隊的成員;十年后，她們面臨回鄉參加高考還是留在上海讀中專職校的抉擇……
“從小我媽就帶著我隨處跑，所以該離開哪，該去哪兒，我都會覺得是很正常的。”扎著馬尾的武子璇話并不多，神情乖巧而順從。她在父母的勸說下回到老家重慶繼續讀書，將在2016年參加高考，她希望報考上海的大學。
“這城市很美啊，但更多就真的會……不是說我自己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城市，而是這個城市的很多地方，就會無形中告訴我，我不屬于這里。”在外灘溫柔的夜色里，劉艷霞剖白著自己對上海的感受。中專畢業后，經歷了找工作的曲折，她希望通過自學考試繼續提升學歷。
“我相信我的人生會更加精彩，選擇會更多。最主要的更是一個認識自我的機會。”林蘭蘭最終被UWC(世界聯合學院)錄取，她計劃從那畢業后申請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林蘭蘭的故事雖然仍是個例，但是卻讓人們看到了打工子弟真實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
思考：影像背后沉默的力量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孫女劉洋洋遠行。鏡頭里，老人拄著拐杖的雙手不住地顫抖，望著洋洋遠去的身影，奶奶溝壑縱橫的臉上神情復雜，最后，奶奶蹣跚的背影畫面上顯出兩行字幕——“奶奶沒能等到劉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離開后的第二個月”。廣西師范大學的研一學生趙藝告訴記者，“看到這，眼淚刷就流下來了。兩行短短的字幕，勝過千言萬語。”
《高考》摒棄了中國式紀錄片用解說詞整合畫面、講述故事的表達方式，借助字幕語言和影像結構推進情節發展，而這種不依賴解說詞、依靠影像驅動的方式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更純粹的記錄，成為當下社會現實類紀錄片發展的重要方向。
“無解說的風格能夠為觀眾理解和認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間，弱化了編導對觀眾的主觀引導。”史巖說，紀錄片只負責客觀地呈現影像、揭示問題，不同的生活閱歷和生命體驗會讓觀眾做出自己的解讀。
現實類紀錄片在拍攝理念上大多遵循紀實美學原則，奉行“真實電影”式的原生態紀錄，以跟拍、抓拍為主，影像獲取手段單一，拍攝周期偏長，不可預見性較大。而在最終成片時，往往敘事起伏較小，觀賞性趨于平淡。那么，在真人秀節目大行其道，人們習慣快速審美的當下，敘事緩慢，沒有解說詞，鏡頭質樸的現實類紀錄片還會有受眾市場嗎?
“打開電視，大量快節奏、追求視覺沖擊的浮躁影像出現在眼前，而我們想要嘗試的是關注當下、關照人的內心，能夠帶給人們思考與感動的視覺影像。”史巖說，“永遠不要低估觀眾的思考能力”，現實類紀錄片的魅力就在于其具有復雜性和敏感性。
《高考》播出之后，有觀眾評價“這是一部適合一個人帶上耳機，靜靜觀看的作品”。而這樣的回應與反饋也讓史巖看到了網絡環境下，現實類紀錄片新的生存空間。史巖認為，過去大家通過電視收看紀錄片的方式存在先天不足，紀錄片的敘事節奏和家庭收視氛圍都不利于觀眾進行獨立思考。現在更多年輕人通過網絡點擊收看紀錄片，能夠在沒有干擾的環境下安靜觀看，在某種程度上更利于現實類紀錄片的傳播。(記者 王維硯 本報實習生 李穎超)
